或许是出将入相的功业太过夺目、文学上的造诣太过耀眼，人们提起范仲淹，多赞叹他的边关韬略与朝堂风骨，推崇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襟，却往往忽略他在兴学育才方面的卓越贡献。

　　走进陕西省彬州市，可以“遇见”那个作为教育家的范仲淹，体会他为官一任、教化一方的情怀。

　　北宋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因触动权贵利益遭到抵制，他本人也备受排挤打压。在此情形下，范仲淹上书朝廷，提出“罢参知政事并安抚使，只差臣于邠、泾间知一州”，希望能远离纷争，为国守门。

　　邠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彬州。雄踞泾河要道的邠州，是北宋西部重镇、拱卫关中的第一道屏障。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范仲淹的上奏获准，他以资政殿学士、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出知邠州。

　　虽然离开了朝堂，庆历新政中提出的“诏天下建郡县之学”的政策正在各地施行。到达邠州的第三日，范仲淹前往孔庙拜谒，邠州通判王稷向他报告，建学的材料已由诸生备齐，可“今夫子庙隘甚，群士无所安”。于是范仲淹组织大家重新商议，将州学设在州府东南方一处地势宽阔的地方。

　　第二年夏天，州学落成，此时范仲淹已调任邓州，他应王稷邀请，写下《邠州建学记》。读这篇文章，我们可以知道这座学堂“长廊四回，室从而周，总一百四十楹。广厦高轩，处之显明”。《宋史·选举志》记载：“太学置八十斋，斋各五楹，容三十人。”据此推算，新建成的邠州州学共二十八斋，至少能容纳840名士子读书。一时间，“士人洋洋，其来如归”。

　　在《邠州建学记》开篇，范仲淹阐述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，“国家之患，莫大于乏人……吾观物有秀于类者，曾不减于古，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？诚教有所未格，器有所未就而然耶！庠序可不兴乎？”范仲淹自信自己所处的时代，无论是物还是人都不输古代，只要大力发展教育，就能“材不乏而天下治”。

　　邠州州学建成后到底培养出哪些人才，现已无据可考，但北宋监察御史张舜民、抗金名臣张确皆受此地文风浸润，从邠州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为了纪念范仲淹，彬州市在当地最热闹的开元广场为他立了一尊石雕坐像，并将当地一所高中命名为“范公中学”，将范公兴学的精神传承至今。

　　不仅是邠州，兴学几乎贯穿了范仲淹半生为官路。

　　安徽广德是范仲淹为官第一站。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，范仲淹初登进士第，授广德军司理参军。这是一个主管刑狱的九品官，范仲淹干劲十足，《广德州志》称他“治狱廉平”“引囚讯问，皆得其情”。经历了五代战乱，广德的学校早已荒废，文脉式微，几百年没有出过一名进士及第者。范仲淹到任后，主动担起了重建州学、延请名师的责任，“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，相继于时”。

　　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回到祖籍苏州任知州的范仲淹上书朝廷建立苏州州学。州学建成后，他邀请著名学者胡瑗来主持教学工作。胡瑗实施分科教学，设经义、治事两斋。经义斋挑选能够担当治国大任的学子，让他们专心研习儒家经典；治事斋则让学生主攻一门实务，同时再兼习另一门学问，比如学习处理民事、兵法、水利等。这与范仲淹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，早在天圣三年（1025）范仲淹就在《奏上时务书》中痛陈“师道既废，文风益浇，诏令虽繁，何以戒劝”，希望学校能培养既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又有理政安民能力的人才。后来，苏州州学实行的这套教学模式被太学采纳，成为宋代教育的通行范式。

　　无论官职大小、身处何地，范仲淹始终都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己任。北宋时期，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位于宋夏对峙地带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正月，西夏大举进攻延州。三川口之战的惨败让延州岌岌可危，52岁的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。通过整肃军纪、安抚边民、修缮关隘堡垒等措施，延州之困暂解。范仲淹随即着手在嘉岭山修建了嘉岭书院。而今，这座书院已湮灭在历史烟尘中，但要是去爬一爬已经改名为宝塔山的嘉岭山，还能看到石壁上范仲淹书写的“嘉岭山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

　　庆历五年（1045）末，范仲淹赴邓州任知州，在百花洲上创建了一座花洲书院。在公务之余，他常到书院讲学。由宋到清，花洲书院屡圮屡修，文脉绵延。也是在邓州，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请写下《岳阳楼记》，把自己毕生秉持的精神气节与人生追求尽情抒发。

　　粗略统计，范仲淹一生参与创办的学校约有十所，而他提议开办的“郡县之学”更是遍地开花。皇祐四年（1052）范仲淹病逝，谥号“文正”。“道德博闻曰文，靖共其位曰正”，该谥是古代文臣身故后获得的至高殊荣。对此，文能提笔安天下、武能上马定乾坤的范仲淹当之无愧。（武利芳）